1979年初的北京，耿飚重新穿上了戎装，在院中雪松旁留下了一张照片。这位距离部队将近三十年的老将，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岗位。军装的出现，不仅意味着身份的回归，也唤起了他多年未曾忘却的遗憾：在1955年全国首次授衔时，为何这位战功显赫的将领没有获得军衔？
耿飚的军旅生涯始于革命年代，长期在西北、华北等战场负责作战和部队建设，既有前线指挥经验，也熟悉军队建设和管理。按当时的资历和贡献，他本可能在1955年被授予较高军衔。但就在授衔前夕，他被国家派往另一条战线——外交岗位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对外联络任务急速增加，国家需要一批既能代表新中国立场、又了解革命实情的人走向国际舞台。周恩来在挑选驻外人员时，特别看重军队干部。战争年代锻炼出的果敢与纪律，使这些干部在外交场合更能守住原则，不轻易在重大问题上让步。与此同时，地方干部熟悉民情，地下工作者文化与外语功底较好，三类人各有所长，互为补充，共同支撑起新中国初期的对外工作。
毛泽东明确表示，军队干部担任驻外大使不算转业，可以保留军籍，这一安排让像耿飚这样的将领能够放心接受驻外任务。耿飚先后在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从事外交工作，成为早期“将军大使”的代表。尽管因此未参加1955年授衔，他依然保留着军队身份，始终被视为军中一员，只是工作重心从战场转向了使馆和谈判桌。
1978年8月3日，耿飚在结束外访、准备回国时，得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逝世的消息。军队领导需要有人接替，叶剑英等人便想到这个既懂军事又有外交经验的老将。1979年1月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，邓小平宣布耿飚回到军队任职。佩上军装、拜访老战友，那份重返核心工作的喜悦既真切又少见。
同年晚些时候，军队高层的人事调整再起。1979年11月，邓小平因事务繁重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，关于接任人选的意见征询中，耿飚已成为能够沟通军队、政务与外交的平台人物。1980年许世友到北京任职后，与耿飚往来增多。谈及1955年授衔的遗憾，许世友问他当年若参加授衔会配得上什么级别，耿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其他不敢说，肯定在你前面。”许世友当年获授上将，耿飚若留在军营参加授衔，确有可能位列其前。
1981年，耿飚出任国防部长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没有正式军衔却担任国防部长的人。没有肩章的他，依然凭借长期的指挥经验和组织能力，承担起国防领导重任。耿飚的经历说明，军衔是对功绩的制度性确认，但并非衡量一名军人价值的唯一标尺。国家在哪儿需要人才，像耿飚这样的干部便会在哪儿奉献——先是为外交任务走出军营，后来又因国防需要回到军中。